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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草在中国的流行史  

2011-08-18 07:54:07|  分类: 时政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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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草在中国的流行史 - 海丰元华一大队知青 - 上海市海丰农场元华分场一大队 知青博客

宁愿让生命化作一缕轻烟

    清末民初,又一个社会动荡期。这时吸食鸦片不仅已经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,而且向风俗化发展。当代著名学者张鸣在他的历史随笔《双枪兵与双枪将》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:

    ……生活稍微好一点的,就要抽大烟,这是当时的风俗。北京的小富之家,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,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,不招事儿。那时,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、福寿膏,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。……

    那个时候,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,跟我们的饮食一样,不仅有“食”的内容及形式上的讲究,而且有器皿的选择(烟枪、烟具),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。稍微讲究点的家庭,待客之具,少不了烟枪若干,烟枪的档次,代表着家庭的地位。……那些将这些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,居然把小脚、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,反复展出。可恨固然可恨,但扣去源头不论,其实倒也不算冤枉,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,缅甸、印度都比我们早,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?(《历史的底稿—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》49、50页,张鸣著,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)

    当吸毒成为一种社会风尚,一种人前卖弄资本的时候,这个民族必定已经堕落到了极点。著名作家老舍在他的经典剧作《茶馆》里,通过茶馆掌柜王利发与相面先生唐铁嘴的一段精彩对话,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吸毒者最无耻的炫耀嘴脸:

    ……

    唐铁嘴: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,租给我一间屋子,好不好?

    王利发: 唐先生,你那点嗜好,在我这儿恐怕……

    唐铁嘴: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!

    王利发: 真的?你可真要发财了!

    唐铁嘴: 我改抽“白面儿”啦。(指墙上的香烟广告)你看,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,(掏出烟来表演)一顿就空出一大块,正好放“白面儿”。大英帝国的烟,日本的“白面儿”,两个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,这点福气还小吗?

    (亦凡书库网http://www.shuku.net/novels/theatry/teahouse.html

    在列强环伺的旧中国,一代中国人的国民精神,就这样被大烟、“白面儿”及其所谓“福气”给麻醉了,腐蚀了。

 

    有些时候,追求快乐其实是人性的弱点,而瘾品的流行恰恰是利用了这个弱点。瘾品流行的范围越广,越说明人们生活得不快乐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生存处境。

    著名明史专家吴唅先生曾经在1959年写过一篇名叫做《谈烟草》的文章,首次全面揭示了烟草传入我国的路径,被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广泛引用:

    烟草传入我国在明万历(公元1573——1620年)后期,即17世纪初,当时有三条路线:第一条,也是最早的一条,福建水手从菲律宾(当时称为吕宋)带回烟草和种子,在福建种植,再南传广东,北传江浙。第二条路线,是从南洋传入广东。第三条路线,是由日本传入朝鲜,再由朝鲜传入辽东。(《中国吸烟史话》33页,袁庭栋著,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1月北京第1版)

    除了以上这三个传入路径之外,史上还有利玛窦向万历皇帝献鼻烟的说法,清代书法家赵之谦素好鼻烟,曾写过一篇《勇卢(古代传说中的鼻神)闲话》,其中有这样的记述:

    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里亚国。明万历九年,利玛窦泛海入广东,旋至京师,献方物,始通中国。国人多服鼻烟,短衣数重,里为小囊,藏鼻烟壶。至国朝雍正三年,其国教化王伯纳第多贡献方物,始有各色玻璃鼻烟壶……(同上82页)

    无论烟草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几条,它到中国后的社会流行途径仍然重复着一切瘾品流行的固有模式:首先被赋予治病强身的医疗意义,然后由上层人士引领时尚,最后有底层民众普遍追捧。

    烟草刚到中国的时候,叫做淡巴菰,一种花朵美丽的植物的名字。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是,“烟气从管中入喉,能令人醉,亦避瘴气,捣汁可毒头虱”。而对鼻烟的认识则是,“云可明目,尤有避疫之功。”

    “能令人醉”已经足以让特别需要麻醉的中国人神往,况且还有“避瘴气”、“明目”等多重功效,于是,迅速流行。这时,除了淡巴茹之外,它又有了许多神奇的名字:金丝熏,相思草。后来,更有文人雅士为烟草做诗填词,大加赞美。曾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中过状元的汪如洋有一首《沁园春·咏淡巴菰》据说在当时流传较广,这里略作介绍:

    何处移栽,种玉田中,佳名早传。

    试竹筒小截,吸来初满,满囊深贮,探处还便。

    石火催敲,炉香倩爇,雾阁云窗指顾间。

    闲庭悄,镇相思一缕,消向谁边。

 

    齿芬牙慧堪怜,比烂嚼槟榔味更鲜。

    惯引他吟兴,僮乎酒后,助他谈屑,客到茶先。

    鼻嗅偏浓,火吞差辣,嗜好人心笑屡迁。

    风前语,愿牢持桂信,听说兰言。(同上135页)

    曹操对酒当歌还能让人看到枭雄的慷慨,李白把酒问月还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深邃与豪情,这位满清汪状元的“咏淡巴菰”却只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人们的无聊。

    当淡巴茹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,大面积侵占粮田的时候,从明朝的崇祯到满清的康熙都曾下令禁烟或打算禁烟,或因效果不彰,或因困难重重,结果都不了了之。从此,中国再没人想过要禁绝烟草。烟酒茶,三足鼎立,成为中国最普遍的瘾品。

    上个世纪初,中国的烟草业因为一个美国人的介入而飞跃发展。

    杜克(James Buchanan Duke),美国烟草业巨子,英美烟草公司的老板(简称BAT),机制卷烟的市场开拓者。他的公司于1884年即取得了“彭萨克”(Bonsack)卷烟机的使用权,有了“彭萨克”,10小时一班的工人可以制造12万支香烟。“据说,杜克刚知道有彭萨克制烟机,就要人拿一本世界地图给他看。他一页一页翻着,不看地图,只看人口数字。翻到中国这一页,看见‘人口:四亿三千万’,他便说:‘那就是我们要去卖香烟的地方。’”(《上瘾五百年——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·绪论》118页,戴维·考特莱特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)

    1905年,杜克找了北卡罗来纳的同乡托马斯来主持他在中国的业务。托马斯自称是烟的“传教士”,他到中国十年之后,“BAT香烟的中国销售量在1916年已经接近百亿支——有些估计是早已超过百亿,这时候中国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都普遍有人吸烟,连儿童也不例外。”(《上瘾五百年——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·绪论》121页,戴维·考特莱特著,薛绚译,上海人民出版2005年1月第1版)

    烟草传入中国已经500年了,机制香烟进入中国也有100年了。在这漫长的历史时空里,世事变幻,云诡波谲,物质文明,日新月异,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瘾品无休无止,毫无限度的追求。2004年5月3日,《北京晨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世界无烟日调查报告:每年百万中国人死于吸烟》的新闻稿,向我们揭示了触目惊心的一组数据:

  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,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烟草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,分别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在全球11亿吸烟者中有3.2亿烟民在中国,每年我国都有100万人死于肺癌、冠心病等与吸烟相关的疾病,超过了结核病、艾滋病、围产期疾病、车祸和自杀死亡的总和。在我国每年180万新发癌症病人中,也有三分之一与使用烟草制品有关。

    令人担忧的是,我国未成年人的吸烟比率正在呈逐年上升趋势,每天都有8万左右青少年成为长期烟民。我国卫生部门在几年前调查中发现,在大学、高中和初中男生中,吸烟的比率已经分别高达46%、45%和34%。

    这真是让人羞愧的世界第一。当国际文明潮流将吸烟重新定位为负面行为的时候,在我们这个国家,每年仍然有上百万人愿意以生命作为代价,换取那一瞬间的愉悦或安慰。

    其实,烟草以及一切瘾品问题的诡谲之处就在于,人人都知道它有害,甚至可能危及生命,却依然有人迷恋。或许,在有些人看来,面对那令人郁郁不快的生活,他们宁愿让生命化做一缕轻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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